通过水权改革，清徐县工农业用水量得以控制，地下水开采总量在减少，水位得以回升，农民收入得以提高，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但是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，也面临着投入经费不足、设施维护缺乏长效机制等方面的瓶颈。下一步，如何巩固改革成果和提升经验，并从井灌区向河灌区普及，同时建立完整的水权交易市场，使节约用水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，仍是值得研究的课题。
据了解，清徐这场水权改革是在不经意中进行的，刚开始主要是针对的是井灌区，由于当初地下水超采，水位下降，不仅出现漏斗现象，而且工农业和生活用水紧张，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因而酝酿了初始水权改革。
其改革的初衷：通过建立一个以水权为核心、水价为手段、水资源有偿使用的水市场机制，运用经济杠杆来组织、调节和影响管理水资源的供需，从经济上规范人们的行为，间接地强制人们为实现水资源的管理目标而努力。
相关人士在总结清徐水权改革的经验和成效时表示，水权改革的优点：一是节约了水资源。二是村里的老百姓真正地意识到水是商品了。三是方便了工程的管护。
在太原市水务局农水处处长张秀生看来，清徐水权改革主要是有效地控制了水资源。
清徐县副县长李凤梅接受时表示，通过水权改革项目的实施，不仅解决了农民先浇地后付费、有时费缴不上来的情况，还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，有效控制水资源，（政府）得到的是社会效益提高，水资源有效利用。
李凤梅还表示，现在各村实行先交电费再买水浇地，用电卡控制水卡，实行阶梯电价，给农民的水权范围内是平价，增加百分之三十、五十，就上调价格。
像高花村，正常的电费是五毛五，超出是七毛，再超出就是八毛五，通过价格控制水资源，不需要的就不用了，这样费用反而降下来了，农民也都接受了。另外就是工程上的配套，现在是滴灌、管灌，农民自己购置这么多东西，有利于水利工程设施的跟上。
韩玉兰也向介绍了类似情况：刚开始我们没觉得是改革，只是按照水利部“宏观总量控制，微观定额管理”的要求把水权分开。
“当时清徐的水资源特别紧张，不仅地下水位下降，而且水资源慢慢的变少，工农业用水需求慢慢的变大，农民灌溉以及生活用水都很紧张。”韩玉兰说。
据韩玉兰回忆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清徐的水资源还是比较富裕的，地面以下两三米就有水，县城小泉、小溪比较多，特别是八十年代提倡开采地下水，打井灌溉，那时打了4000多眼井，每口井才六七十米深；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地下水开始下降，井打到八九十米；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就到了100米，2000年打到180米到200米。
“刚开始打一口井，水泵每小时的提水量是五六十吨，后来就不行了，成了二三十吨。一开始泵的下井深度才二三十米，后来成了52米，到2002年实施这一个项目时到了130米，泵下得越深，水抽得越少。”韩玉兰表示，清徐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搞节水工程，打井、铺地下管道，农民觉得越来越方便，他们想用多少就用多少，按农民的话说，“田头按上自来水，方便了”。
灌溉设备虽然方便了农民，可是农民不懂得节约用水，认为“水是老天给的，想用多少就用多少”。如徐沟镇高花村到了夏天灌溉季节，两个月里水泵就不停地抽。那时水是按小时收费，水费一个村一个价，一度电是四五毛，到了年终一起收费，有些村民甚至赖账不交费。
清德铺村委书记郭俊明告诉，他们村至今还有浇灌地没收回水费的。而现在一户一卡，先交费后刷卡，用多少水刷多少电，大家都舍不得浪费，有些农户甚至把积攒下来的水借给亲戚用或者高价卖给其他村民。
“我们感觉到，地下水从超采到水位逐渐回升，这就有明显的效果了。”张秀生说。
“地下水位回升，提高了农民的节水意识，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用水观念改变了，是一个文明的提升。原来都是大水漫灌，现在大家都很节约，这是个很大的转变。”韩玉兰表示。
她还用一组数据来表明改革的成效：2002年以前，清徐可利用的水资源（地下加地表水）一共才8000多万立方米，而实际的需求是12000多万立方米，每年缺水4000多万立方米，每年超采地下水1800万—2000万立方米水。以前每年开采地下水5000多万立方米，现在才3400多万立方米，基本达到采补平衡。2002年—2014年水位累计回升了9米多，原来水位每年下降1.65米，水位回升明显。
水利部原副部长翟浩辉在给《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与关键技术探讨研究》所写的序言中指出，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，必须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，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，这是保障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樊贵盛教授所研究的《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与关键技术探讨研究》课题，不仅在清徐成功落地，而且还得到了各界的认可。
清徐县水务局副局长丁保平接受时说，清徐水权改革能取得成功，一是靠国家和省里对项目的持续扶持。二是各级承办人能做事，肯吃苦。三是村干部有积极性，先交钱买电后浇地，不存在浇地欠钱问题，过去农民缴费缺乏积极性，有的浇了地也不交钱。四是有一定群众基础，智能卡使用起来更便捷，随时用随时刷卡，而且还可控制费用，农民普遍都能接受。刚开始有人反对，是因为有些人浇了地不交钱，可以占便宜。
“特别是在推广之初非常辛苦，为了安装设备，我们大家常常和村民及厂家吵架，现在有一定成效，我们都感到很欣慰。”韩玉兰感慨道。
樊贵盛也向坦陈：2003年他带领八九个研究生着手课题研究，2005年鉴定验收，2007年拿到省里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。“项目走到今天，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，同时与各级承办人不懈的努力息息相关，特别是农水部门的分管局长和科长们，真正推进靠他们。”
“这一个项目是我当大学老师时最值得回忆和骄傲的，也经得起社会检验，人活一辈子总得给社会留点什么。”樊贵盛由衷地说。
在与樊贵盛的交谈中得知，项目开展初期，不仅村民们不配合，而且一些部门领导也认识不到它的价值，随着后续进展的深入，才逐渐被重视起来。
“2008年，当时的山西省省长还来到现场察看，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也来了，对我们项目评价相当高，他在晋祠宾馆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想不到在山西清徐县出了这么个典型，八朵玫瑰之一，清徐现在的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还要强。现在水利部也很重视这个项目，2010年在全国农田水利会议上，还重点介绍了它。”说到这里，樊贵盛脸上荡起了自豪的笑容。
在中发现，清徐水权改革在各界的不懈努力下，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，但从长远发展来看，也面临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：农村节水设施的持续维修、维护缺乏投入机制和制度保障；用水计量设施有待加强完善；可控水资源的数量、类型、时空分布和境外客水水量等数据有必要进行重新分析评价，现有的参考数据是2003年调研的版本，有些陈旧；逐步推动水权改革的动力不足，水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待探索和完善。
赋予水权以市场行情报价，无疑会加快我国建设成为节水型社会的进程，而在深化水权改革和加大投入方面，有关人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。
在总结清徐水权改革的不足时，樊贵盛认为，一个是经费投入不足，另一个是地表水的计量控制还不够完善。
樊贵盛还提出，节水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后续的维护，以及数据传输用的网络站点平台的运行和维护等成本投入很大，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，建立节水设施的长效投入和维护机制。此外，还要建立完善的水权交易市场，让有限的水资源产生更大的效应，让有限的水权，向高效益的产业流转，也可以把富余水权卖给新办企业。
“水权就是水权，该卖就卖，现在村民用不完的水虽然也可以卖给别人，但只局限在本村、本行业流通，这方面有待完善。”樊贵盛表示。
丁保平也向强调了现实困难：首先，最大的问题是维护费用的不足，村里的造血功能有限，不能弥补这一块。县里电费0.48元／度，村里电费0.55元／度，每度电只加了0.7元维修费。设备使用有一定年限，如果坏了更新费用很大。
清徐很多机井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，新的不多，到了一定年限就不适宜继续抽水，需要更新或维修。井一般用20年左右就会出现出沙等问题，而更新一眼井费用很高，大概在10万至12万元不等的价格，一亩地平均管道12米，1米管道投资大概40多块钱。还有水泵，使用年数的限制五六年，就算不坏也需要维修、更新，控制设备也需要维修和更新。
其次是评价数据，如果重新做也需要科研经费。清徐水权改革1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每亩地分配170立方水还是用10年前的评价数据，水资源状况是不是有变化，增加了还是减少了，没有新的依据。
还有就是水市场交易困难。要真正形成水市场，给群众手中的水权找到出路，比如，我有100立方水，今年用了80立方，通过水市场交易，剩余的水需要政府买回。现在的办法是农民的水可以累积，用不了的20立方，累计到明年就是120立方，但并不能卖给别的村。应该有一个中间的平台。现在的交易都在村里，只能内部调节，亲朋好友私下交易调剂，我家用不完你家用，没形成一个系统。而实际上，用水量每年都有变化，今年我用得多，明年可能用得少；有的种玉米，有的种蔬菜，有的是大棚。村民之间、邻村之间怎么调整水量，怎样形成有序的交易，都值得进一步探索。
一些国家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：水价提高10%，用水量下降5%；水价提高40%，用水量下降20%。进行水价改革，构建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，实行超计划用水或者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，建立和完善水资源供需管理制度体系，势在必行。
“如果下一步地表水计量要实施，硬件设施必须跟上，现在的控制管理系统一套大约3000元，全让农民自己集资投入，村集体没能力，必须靠国家资金的支持，不能让农民自己管。”丁保平这样呼吁。
郭俊明也向道出了村里后续管理和维护方面的困难。他说，现在全村的数据全部纳入县里大数据平台，设备由村里统一管理，一个村委副主任和两个电工专门负责维修水井、水泵、管道等工作。
“现在电工的工资由村里开支，从电费里加了1毛2分的维修费用。天旱时，用水多，收回来的电费也多，就能付得起工资，用水少的时候电费少，就不够付工资。”郭俊明说。
张秀生认为，现在节水设施维护面临这样一个矛盾：维护费从电价里面提取少了，难以维持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设备维护；提取多了，老百姓就会说太贵，我不浇地了。现在这些大型设施折旧费用、维护费用根本就没有算进去，还没有着落。
太原市水务局副局长、纪检组长周永乐表示，设备折旧以及维护问题应提上日程，上一套设施大概能用多少年，10年还是20年？如何维护？应该有投入、产出的机制。现在只是从电费里提一点点维护费，提得多了，老百姓就不干。举个例子，今年蔬菜特别便宜，比如冬瓜，我老家河南，冬瓜5分钱一斤，一个冬瓜30到50斤，在地里没人要。这里菜没人要，你让百姓花高价买水灌溉他就不灌。
“到底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方式，由政府财政补助，还是建立一个基金，从而形成长效投入和维护机制，把工程维护好，我们这些年也在逐步地调查和摸索。”张秀生说。
据张秀生判断，这种模式有没有可持续性，现在不好说，也许20年以后，老百姓自己换得起设施了。他觉得，农村的设施也应该不断地更新、不断地完善，虽然农民浇地是个人行为，但是，一些基础设施作为公益性的东西应该由政府提供。“农民毕竟是，他们交了钱，把这个水买回来用就不错了，再让他们花钱去修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困难了。”
经过10余年的持续探索，清徐水权改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其经验能否进一步在我国另外的地方推广？当问及这样的一个问题时，有关人员表示，改革经验值得借鉴，但具体如何推广需要因地制宜。
樊贵盛认为，这种节水模式，不只对北方缺水的地方有推广价值，对南方同样有价值，南方雨水多，但污染严重，水资源可用量有限，也可适当借鉴清徐的经验。
而周永乐表示，这种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，应从农民、投资、水资源利用等多个角度来衡量其经济和社会效益，而且在推进过程中要不断总结和完善。
张秀生认为，推广经验要因地制宜，不能说有这么个典型就到处推，必须和当地自然条件、设施等各方面相结合。比如清徐，纯井灌的面积就十几万亩，有些井原先就有，不需要打新井。而河灌受水源限制，要到190公里以外的汾河水库放下来才行，一年就放两次，春冬各一次，平时没有水，农作物浇了一两次水以后，其他的时间还要浇，可以扩展一些井灌。在另外的地方推广看其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。如太原市小店区有15万亩水浇地，大部分都是河灌，井灌也就1万多亩。如果拿清徐的改革模式去那里推，成本就太高了。
在张秀生看来，太原市选清徐作试点有几方面原因，首先是清徐水浇地规模比较大，太原共有72万亩水浇地，清徐就有36.8万亩，占了一半多，而且是平川，好推广。还有，清徐是太原市确定的菜篮子主产区；此外清徐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，省里和市里都关切它。
李凤梅表示，清徐现在水权分配主要在地下水部分运行得好，下一步地表水怎么管理，同样是需要探索的。清徐河灌区面积占全县耕地的一半，但一年就浇一两次地，农作物吃不饱水，就长不好，河灌区也准备搞节水改革。
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取水许可管理科科长刘战利告诉，清徐现在有一个灌区是敦化灌区（清徐最大范围的地表水控制工程，控制面积约10万亩），慢慢的开始灌渠节水改造了，其改造重点首先是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损失。主要是对进地的渠道和输水的渠道进行防渗以及闸门改造。
而张秀生还向坦陈了河灌区节水改造有几个难点：首先是农村换届比较频繁，在换届选举的时候，一些村干部为了能当选，都向村民承诺“吃水不要钱，浇地不要钱”，承诺了就要兑现。这一任村长支持水权改革，下一届来了却不一定支持。